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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学习垃圾分类

发布时间:2018-09-08 16:56:39  来源:互联网   阅读:0

向日本学习垃圾分类

一点小事可以折射日本的垃圾分类。考察团的向导孟宇是个北京小伙子,来日本学习工作已经八年了。孟宇说起自己在日本关于垃圾的记忆,滔滔不绝。

“刚到日本,到当地政府办临时居住证,同时领到的就是垃圾分类的招贴表格,什么垃圾要放哪儿,怎么放,都得回去仔细看。刚开始还以为这不重要,还像在国内一样把垃圾混装在袋子里,可是没想到,扔出去的垃圾被扔了回来,而且垃圾袋上贴着有关部门的提示,上面写着‘你违反了当地垃圾管理的规定,请配合’等字样。这样几次之后,我们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每人都准备好四五个垃圾桶,扔垃圾也入乡随俗了!”

在日本,对垃圾投放有着严格的时间规定。餐厨垃圾每天最早投放,其余的垃圾也规定了每周固定的投放时间,必须严格遵守。垃圾中转运输站等机构每年年初都会给区内的每一个家庭发放垃圾挂历,每天收运什么垃圾,在挂历上都有文字图案标明,一目了然。居民们每天只管按图行事,就轻松做到了科学分类回收。

资源、可燃、不燃、粗大、有害,日本人把垃圾分成这几大类,每一类的“终点”都有着明晰的路径——可燃垃圾直接送往垃圾焚烧厂,烧完的残渣被运到垃圾填埋场填埋;不燃垃圾经中转站,被送往不燃垃圾处理厂,经拆解利用制成再生品,剩余物送往填埋场;粗大垃圾先经专门的破碎处理,可利用成分进行回收,可燃部分送往焚烧厂,剩余部分送往填埋场;资源类则送往再生设施,进行加工利用,生产出再生品;危险类垃圾被送往危险类专门处理的机构。

“放两个桶,一个回收,一个不可回收,然后考验市民的智力,这叫什么分类投放?”一位北京市民的牢骚表达了不少公众的感受。在一些城市街头,在居民区内,分类垃圾桶不仅缺少明确的分类指导,甚至连基本的图示都没有,“分类回收”的作用根本没有发挥。

对垃圾分类的抱怨似乎不止于此。“管理者对垃圾分类全过程到底怎么做都没有想清楚,就开始忽悠百姓搞分类,最终结果只能是对居民积极性的挫伤。”一位长期倡导垃圾分类的非政府组织从业人员的话虽然有点偏激,却反映了目前北京乃至国内垃圾分类的尴尬。居民垃圾分类后的一系列处理设施、措施的不到位,使得居民垃圾分类工作还停留在“练练手”的水平。

然而,在北京朝阳区的麦子店社区,看到了居民垃圾分类的通畅之路。在居民家中,厨余与其他垃圾分类放置;社区内的垃圾桶分为绿色厨余垃圾、蓝色可回收物和灰色的其他垃圾三种,每个垃圾桶上都用图示标明种类;巡回垃圾收集车将垃圾运送到麦子店北里密闭式清洁站,通过密闭收集运输,厨余垃圾被送到南宫堆肥厂,可回收垃圾通过物资回收系统进入循环,其他垃圾被送到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只要居民分好了,我们保证绝不混装。”北京市朝阳区市政市容委助理调研员张明君说,受居民意识、常识所限,虽然目前厨余垃圾分类量还不多,但是,这样的试点让预先规划的技术路线完全实现了。

“链条实现无缝连接,分类可以做到不白分,如果能放大铺开,意义不言而喻。”北京市垃圾渣土管理处副主任孙江说。

“我们到日本不光是来看垃圾焚烧的。”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委员张春贵所说,我们看到的是垃圾的综合处理。

在东京台场附近的一家垃圾焚烧厂,接待室播放的厂区介绍片,实际上讲的就是日本垃圾的生命历程——居民把分好的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由垃圾车运往垃圾收集站,经过人工分选、压缩后再送往大型转运站。大型垃圾转运站实际上也是一个资源回收中心,在这里通过机械与人工分选的方式,垃圾量进一步减少。下一步,在大型综合处理厂,分选预处理后的垃圾进入最后的处理阶段,要么直接焚烧发电,或者制成RDF(垃圾燃料棒)焚烧发电,最终的残渣被送去填埋。

拿广岛县来说,为处置福山、府中、大竹等广岛地区的9个市町村的原生垃圾,广岛地区建立了多家RDF工厂。可燃垃圾在经过破碎、分选、干燥、成形等程序之后,变成了直径2.5厘米长约3至7厘米的燃料棒,热值相当于标煤,这样的燃料棒可以成为特别设计的发电厂的燃料。

既然还是要烧,为什么还要把垃圾变成燃料棒?燃料棒工厂的负责人介绍,与普通的垃圾焚烧厂不同,RDF生产实际上是个物理过程,由于温度的控制较低、操作相对简单,所以管理比较容易,可靠性相对要高,对环境的影响小,因而受到了一些地区的欢迎。据当地环保资源部门的负责人介绍,原先这些地区也建立了一些垃圾焚烧厂,目前垃圾处理技术的多元化让他们有了更多选择。

不仅如此,垃圾气化焚烧、生化处理等技术的应用在日本已经很普遍,各种垃圾处理技术不断被开发应用。

因地制宜地选择处理方式也让人印象深刻。在鹿岛共同资源化中心,我们看到了RDF的“后半生”。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设立垃圾综合处理厂,因为附近是个化工产业基地,化工厂、金属冶炼厂产生的废油在经过处理后可以成为发电厂的助燃剂,RDF与可燃建筑垃圾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可燃垃圾一起作为燃料用于发电,发出的电又可以回供工厂。

日产垃圾1.84万吨的北京,对垃圾的处理方式目前还主要依靠填埋,虽然有价值的垃圾要么进入商业物资回收系统,要么被拾荒者捡拾,但是综合处理能力还处在很低的水平。也正是因为填埋场库容的捉襟见肘,才让焚烧等多元处理方式提上日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焚烧一直被当成解决垃圾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关于调整垃圾处理结构中这样论述:“积极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按照垃圾成分、产生量和设施建设规划,2012年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为2∶3∶5,实现城区原生垃圾零填埋;2015年比例为4∶3∶3,基本满足不同成分垃圾处理的需要,实现全市原生垃圾零填埋。”垃圾焚烧的比例将在5年之内从2%提高到40%,成为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在其他城市,垃圾焚烧也成为重要议题,据统计,在国内,已经立项的垃圾焚烧厂超过了400家。

要让焚烧成为安全的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一些配套的处理设施必须跟上,比如将厨余垃圾分类处理以提高垃圾的整体热值、比如将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等等。

目前,各地的综合处理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建设,3月23日,日均处理垃圾2.4吨的广州首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投入试运行,在北京,继南宫餐厨垃圾处理厂之后,朝阳区的一家餐厨垃圾处理厂也将在年内投运。然而,大城市的综合垃圾处理设施还刚刚起步,可以想见,要从全国层面上实现垃圾的综合处理,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我们参观了东京、横滨、广岛等多个地区的垃圾处理设施,各种与垃圾相关的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么是政府与企业组成利益共同体,要么是政府单独投资——政府的力量一直贯穿其中。“我们都是公务员。”一位焚烧厂的领导告诉,日本的垃圾处理设施大部分员工都是公务人员,这不仅有利于监管,而且也明确地告诉公众,这些设施的运营是以政府的信用做担保的。

横滨金泽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方JFE公司的技术人员告诉我们,在日本没有通行的环境标准,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标准。垃圾焚烧厂不仅直接控制百姓最关注的二恶英的排放,而且与二恶英生成紧密相关的氮氧化物也被当作最为严格的控制指标。我国国内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一般是400毫克/标立方,而在日本的控制值都在100毫克以下。大阪为了申办奥运,对它的垃圾焚烧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氮氧化物的限制设计值为30毫克/标立方,业主方额外要求采用湿法烟气净化系统加触媒脱硝,投资额为此甚至增加了一倍。

为了理想的环境质量,政府舍得投入,这是对日本各地的普遍印象。

上世纪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市场化变得炙手可热,BOT(建设—运营—移交)、TOT(移交—运营—移交)模式成了竞相采用的方法。这些市场化的建设运营模式有效解决了政府在资金紧张、运营无经验等方面问题,但是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监管的不到位,也给许多基础设施的运营不稳定埋下了伏笔。

“首先是法律的缺失,在这样的背景下,让企业以良心担负起垃圾处理的社会,显然是有风险的。”考察团里的市民代表、身为律师的黄小山(名“驴屎蛋儿”)认为,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向日本学习垃圾分类

在国内,一些BOT垃圾处理设施因为缺乏严格监管,不达标排放屡屡发生,也增加了公众的忧虑。“我从来都不反对垃圾焚烧,我也知道从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担心的就是监管问题。”黄小山说。

目前,北京已经明确将垃圾处理定位于公益事业,要发挥其公益特性,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增加投入、强化监管,以政府的公信力消除公众对垃圾焚烧的忧虑,这正是政府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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